◆马世禄
祭海流传在青海省的共和、刚察、湖东种羊场和海晏等环湖地区，主要以海晏地区为主 。
青海湖古称“西海”，又称“仙海”、“卑禾羌海”、“鲜水海”等。自汉朝以来就有“西海”之称，据说青海湖地处西域，因王莽秉政设西海郡而得名的。“仙海”一名是湖中有仙山（即海心山）而得名。“卑禾羌海”、“鲜水海”则是羌族、鲜卑族先后迁居此地后取名的。当地藏族和蒙古族称青海湖为“错温布”和“库库诺尔”，意为“蓝色或青色的湖”。
据记载，汉代王莽秉政时期，想“四海一统”，已设有东海郡、南海郡、北海郡，欲设立西海郡，故以祭海为名，邀请羌族首领会宴，并对羌人曰：“西海乃神地，应归属朝廷，每年若不祭海，海神发怒，激起海水，会将你们淹没。”羌人遂献“鲜水海”（即青海湖）。
公元751年（唐天宝十年），唐玄宗封西海神为“广润公”，并进行遥祭。
公元1041年（宋庆历元年），宋仁宗封西海神为“通圣广润王”，并进行遥祭。
以上两次诏封祭祀都是当时京郊举行遥祭，其意义是作为君权神授的封建统治的一种象征性的仪式。
公元1253年（宋理宗宝佑元年），蒙古用兵青海，吐蕃归降，宝佑2年，召集蒙古王公在日月山祭天，在“库库诺尔”祭海。
公元1726年（清雍正四年），清雍正皇帝诏封青海“水神”为“灵显宣威青海神”。并派遣大臣到青海湖边立碑致祭。
公元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清廷在海晏克土垭豁“筑碑亭”，礼部奉敕规定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为祭海之日，由钦差大臣前来担任主祭，并召集蒙古王公和藏族千户、百户举行祭海活动。
公元1804年（清嘉庆九年），因海晏克土垭豁碑亭被毁，碑移到今共和县倒淌河察汉托罗亥树立，遂改在该地祭海。
公元1823年，（清道光三年），陕西总督那彦成筑察汉城，置戌守，环湖藏族也参加祭海活动。
公元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清廷西宁办事大臣恒敬又建神庙于察汉城北。
公元1909—1912年间，祭海典礼一度中断。
公元1913年（民国二年），北洋政府青海办事长官廉兴和西宁总兵马琪主持祭海；公元1927年（民国十六年），甘肃省主席刘郁芬为安定甘边宁海地区的统治，派甘肃政府教育厅厅长马鹤主持祭海（当时青海省隶属甘肃省）；公元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国民政府总务处处长陈进修携大批宣传员动身来青海，但由于没有按时赶到，改由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主祭，国民政府西安绥靖公署代表仲兴哉参加了祭海仪式；公元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宋子文到青海祭海；公元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国民中央执行委员邵元冲在陕西祭祀皇帝陵后，于五月到青海湖进行祭海；公元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国民党中央派兰州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主祭，马步芳亲自布置参与。
青海湖祭海，在早期汉代、唐代、宋代以祭祀泰山等大山大川的方式在京都郊区实行遥祭。在元代，蒙古族就有祭天、祭山、祭海之风俗。而真正把祭海形成制度，并在青海湖滨正规祭祀始于清代，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礼部奉敕规定以照祭全国名山大川之例，派员“秋间致祭”，于农历七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间举行，并形成惯例。此时湖畔天气凉爽，气候宜人，牛肥马壮，奶油飘香，是一年一度草原牧场的“黄金”季节，选择这样的季节，举行祭海活动是十分适宜的。
早期祭海，均有本民族首领主持举行，一般很少有官府派人参加，因此史料记载也较少。从清初到乾隆年间，每当祭祀，朝廷派员致祭西海，并召集青海蒙古族各部首领会盟。参加祭海除朝廷派钦差大臣或中央特派大员，各级地方官员外，主要是青海蒙古族左右两翼，正副盟长所属二十八旗主扎萨克、亲王郡主、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及其随员，青海各呼图和附近各寺院的活佛、僧侣，以及后来参加的藏族千户、百户头人及其随员，还有驻军军官等。致祭时，一般是朝廷钦差大臣或中央特派大员为主祭，地方官员为陪祭。民国以来，多以地方官员为主祭，中央特派大员为陪祭。
清代的祭海议程：祭海之日，钦差大臣、地方官员、各蒙藏王公、千百户头人、活佛及僧侣民众齐集后，由主祭人宣布开始。一、全体起立。二、主祭官就位。三、奏乐迎神。四、唱歌称颂。五、向皇帝牌位行跪拜礼。六、宣读“圣旨”。七、祭致：①进香、②进帛、③进祭文、④读祭文、⑤全体向海神位行跪拜礼、⑥望潦、⑦鸣炮，最后礼成。
民国年间，祭海仪式有所改进，祭坛上原设置的“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牌位改增设为“中华民国万岁”的牌位，以后又悬置国民党党旗和孙中山遗像，而取消了皇帝牌位。祭海时则行三鞠躬礼，免行跪拜礼。主祭宣读皇帝“圣旨”一项改为宣读孙中山遗嘱等。
祭毕所供给祭品，由参加者分夺而去，所谓“抢宴”，然后举行宴会，名为“赐宴”。夺得供品者以为获得一年吉利而将所得供品食物全部投入湖中，以敬湖神。祭海仪式完毕后，则举行一系列文艺娱乐活动。次日，还举行会盟宴会。“会盟”原是蒙古族各部共同商讨大事，制定章则，共同遵守，起决策作用的政治活动。早期的会盟宴会是在祭海的地方设帐举行，后改在察汉托洛亥，清末以来在东科寺举行，但自庙塌碑毁后，祭海会盟并无固定地点，而由主祭者酌定。
乾隆三十八年，清廷在今海晏县克土垭豁“筑碑亭”祭海。嘉庆九年因克土垭豁碑亭被毁，祭海遂移今共和县倒淌河察汉托洛亥。青海马步芳统治时期，祭海地点移到今湖东种羊场东南岸边的群科加拉的地方举行。
早期举行会盟由钦差大臣主持，先由钦差大臣宣读皇帝玉旨（即政令），然后将一年中各旗之间发生的纠纷当面对质清楚，由钦差大臣评断处理，并预次年各旗朝贡，觐见等事项，最后分发朝廷赏赐物品，如贡（黄）缎、褂料、翎顶、小刀、瓷器、茶封之类。早期祭海会盟一年一次。乾隆年间，政局平稳后改为二年或三年举行一次。到清末明初时，会盟宴会规定，一年大宴，次年小宴，往复举行。会盟宴会规定，各大宴者每人前盘内设糖果、点心、酒菜、每桌设汤羊两只，还设一些细缎袍褂、礼帽、砖茶、小刀、手帕、火镰、鼻烟盒等物。这些物品均按入宴者地位高低设放。逢小宴，在各入宴者前只设肉菜一碗，不设汤羊，其余供给如大宴。入宴就座后，特派大员致训题，传达中央政府的安扶之策，直到各王公、千百户动容称是。接着地方官员训话，并代表地方向特派大员敬献各种礼品。最后举杯称贺，让各蒙古王公、千百户共同祝酒，开宴进餐。酒过三巡，宴毕，入宴者将座前物品囊括而去，去参加所设的“抢宴”。
正宴完毕后，将活畜牛羊赶之帐房前，并备大量手抓、糖果、物品等抬到室外，随着司仪的口令由各蒙藏王公、千百户及其随员抢取。俗称“抢得食物入口者，可望一年无病无灾，抢得物品者，可望一年吉利”，有诗为证：“酒罢忽惊笾豆乱，羊腔争挂马鞍头”，说明这一场面之活跃。
抢宴后，一般民众各自所带物品，到海神牌位前行礼谢恩而散。
解放后，祭海典礼一度中断。近年来，祭海大多为环湖寺院活佛、喇嘛或法师主祭，其场面也没有以前盛况。祭海时间仍沿袭农历七月十五日举行。祭海之日，海滨搭有两米多高的煨桑台（燃烧祭品的圣坛），穿着盛装的藏族、蒙古族群众手捧哈达，带着炒面、酥油、松柏枝等祭品前来参祭。寺院的喇嘛长者将点燃松柏枝，僧侣齐声诵经，一时间螺号声声，鞭炮齐鸣，众人高呼。祭祀者沿顺时针绕行煨桑台三圈，同时向桑台投献哈达、白酒、糖果、五色粮食等祭物，向空中抛洒“隆达”（即纸风马）。祭献完毕，由法师手捧五色丝线缠绕的五谷包，带着僧侣组成的仪仗队，他们各持法仗、宝伞、香炉、净水瓶、幢幡等法器，奏着藏唢呐，吹着法号，头戴鹿首、牛首面具的鹿神、牛神以及地方神拥向湖岸。在湖岸边，法师朝着湖水念诵咒语，祭祀者向湖中投掷自己的祭物（五谷包等），表示对海神的崇拜，并乞求海神保佑众生吉祥幸福，三牲兴旺，地方平安。
祭海仪式结束后，湖边举行赛马、赛牛、射箭等娱乐活动。同时还表演跳神（欠母），如《章松护法神》、《吉祥鹿舞》等，使祭海活动充满神秘，又具有娱乐和文化色彩。
祭海典礼上,主祭、陪祭等身上系挂黄色典礼佩带。
祭海时海神牌位前呈祭品明代为“犊一、羊一、豕一、笾豆各八、酒樽二、帛一，采用雅乐”。到了清代基本沿用，除整牛、整羊、整猪各一，五色粮食和各种糖果三十二品外，还供龙旗两面，御杖四根，长哈达一条，蒙藏汉三种文字书写的祭文一份，红烛两支，以及香槟酒等。后来因主祭和参加者多有伊斯兰教徒，遂将祭品中的猪改为羊替代。法器有法杖、宝伞、香炉、净水瓶、幢幡、藏唢呐、法号、鹿首面具、牛首面具等。
祭海原是统治阶级发起的一项祭祀活动，后来，祭海活动逐渐演变为民间信仰为主要内容的民间群众性活动和民间文化活动。这项活动传承数千百年，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通过这一典礼，对解决纠纷、稳定民情、巩固边陲、保护生态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对发展我州旅游事业，繁荣牧区经济，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将会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
